1953年，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，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。之后他摆摊租书，艰难度日。然而一个人的出现，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。
那年冬天，北京的风刮得像刀子一样。在北京四中的一间教室里，20岁的陈景润死死地攥着粉笔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。台下几十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盯着他，空气安静得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。
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讲出那个简单的几何定理，可喉咙像被棉花堵住了一样，只能发出断断续续的单音节。
“老师，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”台下一个调皮的学生喊了一嗓子，哄堂大笑瞬间淹没了陈景润。
那一刻，他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他是个数学天才，大脑里装着浩瀚的星辰大海，可现实中，他却是一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“失败者”。
没过多久，因为无法胜任教学，加上身体孱弱，一年住了六次院，他收到了那封改变命运的辞退信。
回到福州，为了不让邻里看笑话，也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，这个原本应该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数学系高材生，却出现在了福州南街的安泰桥畔。他摆起了一个小书摊。
那时候的福州，梅雨季节阴冷潮湿。陈景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缩在书摊的角落里。
他的面前摆着几本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，那是为了以此谋生而不得不摆出的“商品”。可他的手里，却永远捧着那本深奥的数学书。
街上人来人往，有人问价，他常常听不见；有人讨价还价，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更多的时候，他是为了省下两分钱的租书费，自己贪婪地读着那些原本该卖出去的书。寒风夹杂着冷雨打在蓝布招牌上，雨水顺着他破旧的袖口渗进去，他却浑然不觉。
那时候的陈景润，像极了一粒被遗弃在烂泥里的珍珠，蒙尘、黯淡，似乎注定要在这个喧闹的市井中，就这样窝囊地过完一生。
直到那个人的出现。那是1954年的初冬，时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路过福州。
当他听说自己曾经的学生、那个在数学上极有天赋的陈景润，竟然沦落到在街头摆书摊时，这位翻译过《资本论》的教育家震惊了。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数学天才，被世俗的偏见和生活的琐碎所埋没。
“这是明珠蒙尘啊！”王亚南痛心疾首。
他立即派人找到了陈景润。当看到那个瘦骨嶙峋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却依然捧着数学书的年轻人时，王亚南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把陈景润接回厦大！
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。一个被中学辞退、甚至被认为有生理缺陷的人，怎么能回大学任职？但王亚南力排众议，他看中的不是陈景润能不能讲课，而是他那颗为数学而跳动的大脑。
回到厦大后，王亚南并没有安排陈景润去讲课，而是给了他一份最适合的工作——厦门大学图书馆的资料员（图书管理员）。
走进厦大图书馆的那一刻，陈景润仿佛从地狱回到了天堂。王亚南特意嘱咐图书馆的负责人：“不要给他安排太多的杂务，要让他有时间搞研究。”
甚至，为了照顾陈景润虚弱的身体，王亚南还特批给他买了一个苏制的“红星牌”电暖器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简直是帝王般的待遇。
在这个充满樟脑球味道和书香的避风港里，陈景润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。
他不再是那个在讲台上瑟瑟发抖的口吃教师，他是数学王国里的君王。在那张斑驳的办公桌上，陈景润没日没夜地演算。
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头，他甚至把电灯的开关线绑在桌脚上，只要一打瞌睡头一点，线就会扯动开关，灯光熄灭，他便又重新振作精神。
也就是在这里，在这段由王亚南为他撑起的“保护伞”下，陈景润向着世界数学的高峰发起了冲锋。
他重新研究了华罗庚的《堆垒素数论》，在无数张草稿纸的堆砌中，他成功改进了“塔里问题”。
当王亚南看到陈景润那份密密麻麻、写满公式的论文时，他知道自己赌对了。他激动地用红蓝铅笔在论文上做了批注，并把这篇论文推荐给了华罗庚。
谁能想到，那个曾经在北京四中被学生嘲笑、在福州街头摆书摊的落魄青年，仅仅用了几年时间，就让整个中国数学界为之侧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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